實習手記5

最後的一天我把一個錄音檔整理完了，那是萬青屴先生的講座錄音，內容非常棒。一個小時零三十分鐘的錄音原始文字稿有一萬二千多字，這一萬二千多字從聲音變成原始文字的過程實在是很折磨人，我深深感到當編輯整的不容易，很珍惜每個學習的機會。錄音，非常遺憾我每次都不能忍受它的枯燥而拖著做了差不多一個月，現在做完了，尚欠一篇工工整整的報告文章就了事，唯有後補完成。

春的森林

對一個人最殘忍的懲罰是剝削他最擅長的東西。一個政棍你不讓他從政，一個歌唱家你不讓他演唱，一個導演你不讓他拍片，他們的世界基本上算是完了。[春的森林]那個導演，她大概就只拍了這麼一部片，導演生涯基本上算是徹底地完了。罪名是不道德。在道德的框架下，有些東西是不能觸碰的，怎麼也不能碰的時候就先把藝術忘記一下吧，它在很多時候總是那麼那麼輕於鴻毛，那麼無力。我沒能看到[春的森林]如何挑戰道德底線，但我覺得它的海報好美，它的原聲好好聽，覺得對導演的懲罰有些重而已。

「唯一最大的顧慮是怕會寫出一個很爛的小說」

　　
這是早前給笛安做的那個訪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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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──笛安訪問

　　每年七月炎夏，香港書展乃年度文化盛事，萬人空巷，當局又邀請名家舉行講座，吸引市民如鰂入場。二十一日，作品銷量達七十萬冊的內地年輕作家笛安受邀來港，與陶傑就「中國新生代女作家與文學創作」這個題目進行對談。講座氣氛輕鬆，陶傑言談侃侃，談笑自若，每能引起台下笑聲；笛安文靜素雅，舉止婉嫕，講到自己的創作時，就她的作品《西決》說了不少創作初衷與選材的原意，並與台下讀者直接交流，回應讀者有關創作上的問題。講座之後，本刊(《明報月刊》)與笛安作了一個訪問，更深入了解她創作上的方方面面。

　　見到笛安的時候已是四時，陽光柔軟，覆地而下，接連的幾個訪問使她稍露疲態，但仍很禮貌地微笑點頭。坐定以後，就先把幾個讀者頗感興趣的問題給問了，首先是這部小說的題材。在看笛安這部《西決》的時候會發現，它在題材上和一般以年輕人為閱讀對象的暢銷小說有一點不同，甚至是一個大膽的題材，它寫的是一個倫理圈內的幾個人物的事，甚至不把作為主流的愛情題材放在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。關於題材選擇，笛安說：「我現在已不怎麼想寫愛情了，我覺得很無聊，愛情小說其實寫來寫去就是那幾件事」。愛情還真是這樣，「那幾件事」事實上也真是被反複寫得太多，幾乎是青春文學的主旋律。在看《西決》的時候確實不怎麼感到它有一般愛情長篇的格調，反而是把這種東西散落在一個更大的活動框架裡，那就是鄭西決這個家庭的種種，鄭西決的愛情，鄭東霓的愛情，鄭南音的愛情，父輩母輩的愛情，統統都不是主線，而是一種複雜的倫理關係裡，一個男孩子怎麼去看待兄弟姊妹之間的這種處境。這個小說是一個宏大的三部曲故事，發生在一個虛構的城市龍城，笛安表示龍城的原型就是她成長的山西太原，一個工業城市，只是把它扭捏一下，變成一個更可塑的小說空間而已。

　　現在國內的80後暢銷作家在形象上與傳統的作家非常不同，郭敬明的公司「最世文化」旗下的作家，他們在形象或宣傳等各方面，都與被包裝過的明星偶像沒有甚麼分別。對於這方面，她說自己還在一個可以接受的範圍內，而且並不覺得自己有被包裝過甚麼的，只是現在讀者多了，宣傳新書就變得更有必要，喜歡她的讀者對他的作品還是有期待的，頂多只是想看看她的樣子長得怎麼樣而已。至於在80後年輕作家之中會不會有炒作的成分存在，她說這可能是存在的，「我覺得作為一個作家，不管他年輕還是年老，簡單的說，就是一個人裝也不能裝一輩子，如果他一直都被讀者認可和接受，肯定他的東西言論也好作品也好，他有他真實的東西在裡面，這個我相信，我覺得讀者沒那麼笨。」

　　由於笛安的父母(李銳和蔣韻)都是國內的知名作家，很容易就讓人想到她「文二代」的身份，而在訪問之前已知悉，笛安從來不喜歡別人把她拿來跟父母的文學背景作比較，更不喜歡談甚麼影響，她把「李」這個姓取消，以名字「笛安」做筆名就是為了顯示自己的獨立性，而她更笑說以前年輕氣盛，覺得姓李的人多一個少一個也沒甚麼關係。

　　三部曲表現了笛安的創作野心，寫長篇是對作者能力的考驗，不論是技巧上還是能耐上，整個創作模式和寫短篇完全不同。談到寫長篇、中篇和短篇的技巧，笛安說自己擅長寫長篇，短篇寫出來要比長篇「差得多」。她覺得短篇對技巧的要求最高，因為它需要一種爆發力，需要一種非常強烈的東西在裡面。她說很多人寫作都是從中篇開始，而對於長篇，「我覺得每一個長篇都難寫，沒有甚麼長篇是好寫的，我一開始寫作就要進入一種平靜，打破某種東西。」，她比喻就像十八歲的時候去法國留學，那時候連話也不會講，要從頭學起，周遭的一切都發生在身邊，但與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，如同隔了一層玻璃，要努力去把它敲碎，這種要打碎玻璃的意識一直被帶到她的小說創作上，破舊立新幾乎是反射行為。

　　被問到小說裡的人物有沒有現實原型的時候，她說只有小叔一個有原型。《西決》裡的小叔鄭鴻只是一個比西決大十四歲的青年，在龍城中學教語文，是一個偶像老師，令他事業前程斷送的事件是他與女學生發生了師生戀，遭受同事冷待，學生與他對抗。這個人物的原型，是笛安一個朋友的姐姐的老師，她覺得單就這一起事件本身就想寫一個中篇，後來把它收在《西決》裡，成了這樣的一個故事。而小說的主角鄭西決，笛安說他身上凝聚了她很多理想，「在某程度上他做得到為別人活著，他可以為別人放棄自己的夢想，為了別人他可以做非常多的犧牲，我也不想說去強調，去美化這樣的種種，我只是覺得他的精神需求在於他想去完成別人，這個是我理想中的一種東西，我現實中可能是做不到的，我也不是那樣的人。」

　　在和陶傑對談的時候，笛安很同意陶傑用「風向」來形容寫作的那種狀態，一下子風向不對勁，硬是寫不出來，感覺也就不好，寫出來自己不滿，或者風向突然改變了和之前設定的不同，這樣的意外在很多時候都會有。寫長篇，笛安表示不會一開始就寫大綱，因為大致上有一兩個核心的衝突已經有了，就可以去寫，給人物一點空間去呼吸、發展和變化。這種任其發揮，無為而適的寫作會給她帶來驚喜和意外。寫作的過程常常會有超出作者預算的情況出現，寫好的版本和原本想寫的不同是常有的事，笛安在寫《西決》的時候，本來「想寫一個短一點的，一個中篇，但後來開了篇以後發現，這個節奏絕對不是中篇的節奏，預設的字數是絕對完不了的。」，所以才有了現在《西決》這個長篇，而且還牽繫成一個三部曲這樣的龐大結構。

　　《西決》改變了笛安作為作者的名字，她沒想過會有這麼好的反應，自己對於這部作品令她擠身暢銷作者名列她感到意外，因為她在《西決》之前已經寫了差不多五年，那時候出一本書，沒有一個人能在書店裡找得到，所以知道在市場上比較寂寞是甚麼滋味。當被問到比較嚴肅的文學應如何在市場和創作上取得平衡時，她說「每個人堅持一種自己舒服的方式就可以了，我覺得這個強求不來」，「安靜有安靜的好」。但是笛安對自己的作品是有要求的，她對《西決》一直都很不滿，但說上是哪裡不滿，她把這個感覺跟老闆郭敬明說了，郭敬明跟她說：「既然不滿為甚麼不寫下去?」於是這成為她寫三部曲的一個推動力，用作品來修繕自己對《西決》的不滿，無疑這是作者對作品善始善終的一種要求及提昇。

　　如今，「龍城三部曲」已完成了兩部，《東霓》同樣受到讀者的喜愛，而正在創作的《南音》她說正有愈寫愈慢的感覺出現，相對於用三個星期便完成了《西決》，如今可說很慢，因為想寫的東西愈來愈複雜，「《南音》一開始動筆只有一個點我不知道，剩下的我都知道了，現在我寫了快一半了，我覺得後面的設計都已經在那了，但是我回過頭去看的話，這幾年我變得蠻多的，可能人的狀態也不一樣了。」

　　講到寫作的顧慮，她表示唯一最大的顧慮是怕會寫出一個很爛的小說，其他沒有怎麼去想，銷量、讀者甚麼的她沒有特別去奮鬥，去遷就，只是想把小說寫好；還說自己從來不會去取悅別人，小時候在學校也不是受歡迎的人物，「同學都討厭我」，「我覺得我小時候有一點怪胎，學校裡面人家覺得你是一個才女的時候，往往等同於離她遠一點，我也不是成績多麼好，我只是比較會寫作文，做校刊。」對於自己的作品，她說「我有一點點自信，我覺得有一些東西自己覺得很感人的時候，我相信我有能力讓讀者感染到，這個是我相信的事」

　　訪談期間笛安偶爾收弱聲線，愈來愈低的聲音輕輕地，就像消融的晚午陽光，反而我是第一次跟人家做這樣的訪問，顯得有些緊張，就怕把這次訪談給搞砸了。期間笛安也談到對香港的印象，她說對香港最大的印象是這邊的冷氣都開得很足，一下飛機就覺得奇怪為甚麼香港人夏天都穿長袖，如今知道了。還說喜歡香港的老房子、大招牌、整齊的街道，就問她以後的寫作會否把香港作為一個小說背景來寫，她說有可能，就像待了八年的法國和現在居住的北京，都有可能成為小說裡真實的地理。

2011.7.

伊朗的新聞

你要折磨一個人，令他終身不安，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，是最低手的​做法。你要是想折磨一個人，令他終身惶惶不可終日，你要原諒他，​讓他好好活著，使他可鄙的生命永遠記住他對你的所有不好，而你卻​對他已絲毫沒有半點怨怒。你知道他的靈魂從你原諒他的那一刻已死​了，而他卻活著，一個不安的幽靈會來折磨他，毀滅他。你要有這種​人性美好裡最腐敗和墮落的狠勁，才能算是個高手。

實習手記4

今年書展我沒買書，一本也沒有，說好了要去買呂永佳的詩集的，因為太累太沒勁而還沒買到手，要再等些時候。一週的展期，有五天我都在裡面，基本上就是在一個很小的攤位站一天招徠訂戶，然後已沒有甚麼精力去擠在人潮裡，沒有甚麼心情去安靜地挑書看。愈來愈不喜歡去書展，如果不是有甚麼特別想去聽的講座，我還真不想走進去那個地方。今年我的身份是「參展商」，(沒這麼好聽，就是一個售書員)，實習的工作給我學習職任擔當的機會，我很珍惜和同事在一起的時候。一週下來我看見了市場的恐怖，一個最直面的場域，一個作家無法繞過去說我從來不理會我的讀者，這句話講出來不是很造作，就是這個人實在很神。在讀者身上斬獲滿滿的作家他的歡喜當然不言而喻，我也看著一個個作者的名字在市場上是怎麼被冷落的，詩集散文集堆了七天還是那個樣子；我喊破了喉嚨高舉余秋雨的《我等不到了》和董啟章親筆簽名的《致同代人》，洶湧的人潮腹黑地用身體行進的直線趨向無視而過，以眼白我逆流推銷。那些去書展的人，那些人去書展逛了一圈，就會從小腿累上大腿，他們買了很多像書的東西提著走，他們好像也很愛閱讀似的拿著偉大的著作翻翻，我被他們感動了，我們的沙漠很快就會變成綠洲的了，那些說我們文化壞話的人：你們走著瞧。

卡拉馬佐夫兄弟

這陣子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我看得全身都熱起來，也是一個大家庭的​種種矛盾。今天訪問笛安時，她冷不防就提起它來，令我異常興奮，​她是這麼說的：「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，那是神作，是我心目中最偉​大的小說之一，一個作家此生應以寫出一本像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這​樣的小說為自己最高的要求，如果沒有的話我會覺得這個作家有點怪​怪的，我對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喜歡是到了一個這樣的程度。看《罪與​罰》要早一點點，但我最喜歡的還是他的這一部絕筆，寫完不久就去​世了。那個小說我覺得該說的都說了，對人生來說它是甚麼都有了。​」完全是這回事。

我看到苦痛

這些日子總陪著一位朋友一起走，從他身上我看到苦痛，我明顯看到​苦痛，那麼清楚，一個人沒有過這樣的經歷就不要說話，不要寫，即​使想也是那麼的幼稚、皮毛和假。我很想寫，我總不能寫出一些甚麼​出來，這樣有如是一種暴力的感覺，對朋友的暴力。在最灰敗的時刻​，我能提供的只是充沛的友誼，實際上甚麼也做不了，生活不能由他​人予以存在，我的朋友，路總是因為你而有，因為你而有距離與長短​。